1951年初，上海市公安局经过一段时间努力，成功逮捕了原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特务任宗炳。
根据任宗炳的交代，他在1948年年底时，曾受宪兵司令部特务队长潘立新的指示，杀害了当时关在宪兵司令部的三名中共地下党员。
图|卢志英
上海市公安局将建国前失踪的一部分中共地下党人的照片给任宗炳辨认，任宗炳翻来覆去，最终确定，被他杀害的人是卢志英及陈子涛、骆何民三位同志。
陈子涛、骆何民与另外一位被害的烈士吴承德是有名的“文萃三烈士”，他们是上海地下党文委领导的《文萃》杂志编辑，是我党新闻战线的工作者。
相比之下，与陈子涛、骆何民一同被害的卢志英资格更老，他是1925年就入党的老资格党员，后来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被害以后包括他的妻子、孩子以及战友们，都不知道他的情况。
1951年6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专门派人把卢志英的妻子张育民及儿子卢大容（含其他烈士的亲属）接来，一行人驱车前往南京雨花台，在任宗炳指认下，找到了卢志英等三位烈士遇难的地点。
因为已经隔了几年的关系，三名烈士的遗骸均已成为白骨，更为关键的是，因为当年凶手行动的比较匆忙，三位烈士只是被掐晕了，特务们来不及分别，就匆匆将三人钉进了棺木埋进地底，结果三人在棺中苏醒过来，几番挣扎不得脱，均窒息而死。
张育民是从牙齿上，认出了丈夫卢志英。
卢志英失踪之谜就此真相大白。
投身革命，智取“铁桶计划”
卢志英是1947年由叛徒出卖被捕，当时敌人为了让他妥协，把他的妻子、儿子也一起关在狱中。
当时，卢大容年仅12岁，却对当年在狱中的往事印象深刻，后来还写了本书《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
1905年，卢志英出生于山东昌邑一个贫苦的家庭，幼年时父母曾对他有很高的期许，还节衣缩食供他读书，然而因为家境实在贫寒，他的读书生涯并没有多久，就被迫闯关东谋生。经年累月的苦难生活，磨砺了卢志英的意志。
1923年，卢志英考入东北绥宁镇军官讲习所，毕业后满怀着热情参加了东北陆军第三混成旅，任工兵营第一连司务长。
不过，当时的卢志英亲眼目睹了军阀战争给百姓带来的伤痛后，意识到军阀战争绝对不是救国救命的出路，于是后来脱离了奉军。
1925年2月，卢志英动身南下，在郑州偶遇了山东的王乐平、山西的续范亭，在两人介绍下，卢志英前往洛阳陆军训练处，也是在这个地方，他结识了中共党员南汉宸、赵惠尘，刘仲华、姚继民。在几人的影响下，卢志英思想愈发进步，同年夏天，刘仲华、姚继民受中共北方区党委委派前往新疆从事兵运工作，卢志英主动请缨前往。
组织上感受到了卢志英的热忱，同意吸收他为中共党员。
图|卢志英与妻子张育民
1926年，卢志英转党组织关系到了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政治部，在冯部，卢志英先后担任骑兵第3师八旅16团2营营长、师参谋主任，期间利用工作之便，在士兵中宣传革命，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卢志英因未暴露身份，仍留在冯部继续从事兵运工作。
1927年11月，卢志英果断率领骑兵二营起义，因敌众我寡，起义最终失败。
此后卢志英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期间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同样是中共党员的张育民。
1928年8月（也有一说是1929年），卢志英、张育民喜结连理。
1929年，卢志英、张育民被调往上海，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上海中共中央军事部做情报工作，此后奉命辗转京沪杭之间（南京、上海、杭州），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卢志英还被周恩来派去西安，做杨虎城的工作。
1932年，卢志英调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除发展各级党组织外，还利用关系打入国民党中央高层，广泛结交进步人士，获取国民党军军事情报。
也正因为如此，卢志英后来还曾被捕过，并在狱中受尽了酷刑，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后来被组织营救出狱。
1934年夏，卢志英夫妇受党组织委派，打入了国民党江西第四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的司令部。
图|莫雄
莫雄是国民党军之中著名的左派将领，早年在上海隐居期间，就通过旧部刘哑佛（中共党员）介绍，认识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与进步人士，并与中央特科取得了联系，负责为中共地下党提供情报。
当时，蒋介石正筹划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并采纳德国顾问塞克特的建议，对中央苏区施行“铁桶合围”的计划，莫雄受邀出席了蒋介石在江西召开的军事会议。
莫雄在获得蒋介石全套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计划后，立即与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商量对策，他们几人连夜用密写药水将蒋介石的军事计划写在四本小学生字典上，然后再由项与年紧急送到中央苏区。
万幸的是，中央红军在蒋介石发起第五次围剿之前，提前获得了他的军事计划，促使中央红军迅速跳出敌人包围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到陕北以后，毛主席还无不感慨的说：
“红军得以生存，搞情报的同志功不可没。”
此后卢志英并未暴露身份，而是继续留在国民党当局，先后担任国民党毕节专署总务科科长、中共中央驻贵州特派员。
1936年2月，卢志英为长征途中的红二、六军团提供情报，在接应一支红军过云贵边境时，被国民党马队追上。
当时张育民还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为了避免孩子的哭闹引来追兵，卢志英狠下决心将孩子挂在一棵酸枣树上，后来红军大部队虽然脱离了险境，但是孩子却死在了敌人的炮火中。
张育民闻听孩子惨死，哭得肝肠寸断，卢志英心中也十分悲痛，但他强忍着安慰妻子：
“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牺牲我们一个孩子，值得！”
沪上潜伏，暗助新四军
抗战爆发后，卢志英夫妇转移到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卢志英利用精通日语的条件，成功取得了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的信任，在提篮桥监狱对面开设了“沪丰面包厂”和“大中华咖啡馆”掩护，除给华中的新四军提供各种日军情报外，还利用与日军的关系，为新四军购买了大量的药品以及武器弹药。
有趣的是，当时日军驻吴淞司令保岛对卢志英非常信任，后来他得知卢弄了大批的枪支弹药以及药品，心里也知道他是别有用途，可自始至终，他都没想到，卢志英是中国共产党。
后来组织上考虑到卢志英的安全，命他在完成采购任务以后，迅速返回根据地。
图|卢志英全家福
1938年秋，卢志英化名周志堃前往苏北泰县，领导当地的抗日游击战争，还出任了苏北联合抗日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陈老总后来听说卢志英在敌后混的有声有色，还忍不住感慨：
“周副司令，我一直以为你是情报专家，原来打仗也打得很好啊！”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组织上出于实际考虑，决定还是派卢志英返回上海，建立新的情报据点。
按理来说，卢志英当时已经撤离上海，再返回难免不惹人怀疑，但卢志英还是答应了组织交付的任务。
回到上海后，卢志英重新找到保岛，并给了他一大笔钱，保岛不疑有他，对卢志英仍然非常信任，还接受卢志英的请求，吸纳他进入日伪情报机关。
卢志英这个举动，无疑是在钢丝绳上跳舞。
1945年春，新四军一名地下交通员被敌人逮捕，因忍受不了酷刑叛变，这个交通员虽然不知道卢志英的身份，却知道日军驻吴淞司令部有新四军的潜伏人员。
保岛一听大吃一惊，他几乎是立刻就怀疑到了卢志英身上，为此他还专门设了个局，想要试探卢志英，但被卢志英不动声色的遮掩了过去。
不仅如此，卢志英还反过来要挟保岛：
“如果我是新四军，那你岂不成了新四军的朋友？”
保岛心里很清楚，所有人也都清楚，卢志英就是他身边的人，如果说卢志英被翻出来是新四军，势必会牵连到他，所以保岛乐得在这件事上装糊涂。
后来，保岛找了个借口把卢志英赶出了日伪情报机关。
有意思的是，过了几个月后，抗战胜利，卢志英再次找到了保岛，提出要保岛手底下的军械装备。
保岛把他手底下所有武器装备，装了60辆卡车，以缴械为名要送到南京，却暗中知会新四军，要新四军在沪宁公路埋伏，提前把这批装备给“截”了。
朱老总得知此事后，还给陈老总发了封贺电，祝贺他“一下子成了个‘大财主””。
陈毅很感慨的讲了一句：
“这个财发得也不容易啊！”
坚贞不屈，血洒雨花台
抗战胜利后，卢志英通过原来国民党在赣北的特务头子康泽手下副官郑少石的关系，重新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任国民党中统沪东区副主任。
在华中分局情报部部长扬帆的领导下，卢志英将获取大量国民党军事情报，源源不断的送回根据地。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撇开各个民主党派，单方面宣布召开一党“国大”，至此何谈彻底破裂，周恩来也在四天后率领中共代表团撤离了南京。
与此同时，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公开机关也全部撤离，考虑到当时局势比较紧张，而卢志英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已经有暴露的风险，周恩来特意通知他要他迅速转移，然而遗憾的是，还没等接替的同志抵达，卢志英就出事了。
当时，卢志英的助手张莲舫染上了酗酒、嫖娼的恶习，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他向上海的中统特务机关自首，出卖了卢志英。
国民党中统方面得知这一情况，也是吃了一惊，因为卢志英是陈果夫看中的人，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成为中共地下党？
图|卢大容著《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
1947年3月，卢志英按照预定的计划，前往开会的地点，发现了两个特务尾随盯梢，为此他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去开会的地点，而是临时跳上了一辆电车，希图甩开追踪。
然而遗憾的是，卢志英自始至终没能甩开特务的追踪，当他走下电车后，想混入人流的时候，两个特务趁势挤到了他身边，走到上海青年会附近时，两个特务趁卢志英不备，硬把他挤进了一家包租汽车的公司大门内。
卢志英九这样被敌人逮捕了。
蒋介石听闻消息后，严令陈果夫亲自审讯此案。卢志英在狱中受尽敌人酷刑，又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诱惑，始终坚贞不屈。
敌人恼羞成怒，想了一出毒计，他们把卢志英的妻儿张育民、卢大容都抓进监狱，企图以亲情逼迫卢志英开口。
他们把当时年仅12岁的卢大容捆在审讯的凳子上，并用竹签子对着他的手指，只要卢志英不开口，他们就要把竹签子插进这个孩子的手指里面。
卢志英看着眼前的一切，顿时肝肠寸断，可他心里清楚，这时候只要他稍稍软半分，就很容易被敌人抓住把柄，于是他故作轻松的对敌人说：
“你们只知道我们父子情深，却不知道信仰比父子情更高，为了自己的理想，我什么都可以抛弃，不信你们把我放开，不劳你们动手，我让你们看着我怎么插竹签。”
敌人将卢志英松开，并把竹签子递到他手里，他们就是要看着卢志英怎么对自己的儿子。
面对敌人阴狠的目光，卢志英狠下心肠，抓着儿子的手猛地往竹签子插去，卢大容甚至都没来得及喊出声，就疼得晕了过去。
“如何？”
卢志英忍着心头剧痛，拿着带血的竹签子，阴森的望着敌人，敌人也惊呆了，只好把卢志英又押回牢房里。
后来卢志英没有在接受刑讯，大概是敌人也意识到，这样的人意志坚如钢铁，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其意志。
图|卢志英烈士的遗物
到了1948年年底，随着三大战役即将落幕，国民党当局愈发日暮穷途，决定对关在狱中的中共地下党下手。
根据任宗炳的交代，当时他们一行共九名特务，共分为三组，每个组负责处决一名从看守所提出的“政治犯”。
也许是因为慌张的缘故，他们下手过程十分的草率，当时卢志英等几名同志只是被他们掐的昏了过去，人并没有断气，但他们顾不上分辨，不由分说就将人钉进了棺材，后来卢志英三名同志被埋以后，在棺中清醒过来，因为始终无法推开棺木，被活活闷死在棺内。
1951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请烈士的家属到南京雨花台辨认遗体，当时卢志英等烈士的遗骸被挖出后，在场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无不惊惧落泪。
应该指出的是，张育民当年和丈夫几乎是一同被捕，但她见丈夫的机会并不多，特别是敌人在见无法要挟卢志英以后，就更不允许他们见面，张育民后来也只是得到了丈夫在狱中送出的一件皮大衣，后来回到家后，她从衣领的夹缝处，找到了丈夫临终前写的几页纸，上面写着几首诗句和“胜利在望，死而无怨”的一句话。
卢志英至死，也没有改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气节。
父亲在狱中的形象，后来一直影响着卢大容，建国后卢大容曾赴苏联留学，为我国的核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后来在那个特殊年代，卢志英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卢大容也因为这个源于，受到了肉体以及精神的双重摧残，但他自始至终也没有妥协。
1983年，卢志英获得平反，卢大容也恢复了工作，他不顾自己身体健康，长期奋斗在一线。
1990年底，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日本举办核电安全论坛，国家核安全局选派卢大容代表中国前去参加，但那时他的病情已发展到相当程度，妻子担心他的身体会吃不消。可他却说：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去完成这样的重要任务了。”那语气简直像壮士要出征去成就大业，哪怕一去不复返也在所不惜。
1992年12月，卢大容因病去世，年仅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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